饶宗颐去世后，媒体称他是国学大师，还说，他跟钱钟书齐名，北钱南饶。这么说，钱钟书也是国学大师了。其实，季羡林还在世的时候，就已经被称为国学大师了。而钱、季两位，自己能不能接受这顶大帽子，恐怕都不好说。看起来，送帽子的人，对于什么叫国学，自己也不大清楚。
不清楚的，还不仅仅是送帽子的媒体和大众，连“搞”国学的人，自己也未必能说得清。当今之世，但凡有点名气的大学，就有国学研究院。
据我所知，这些国学院为了解决师资，无非是把哲学系的中哲史的教师再加上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教师，凑成一个拼盘，大抵由中哲史的人领头，其他人帮腔。
一说国学，什么是国学？从门类上讲，经学肯定是第一大的门类。可是，现如今还能找到传统意义的经学家吗？
传统学人眼里的学问，经学为大宗，其次是史学（包括边疆地理），诸子研究，只能算是敲边鼓。至于诗话和词话，虽说也算是诗词研究的成果，但顶多是士大夫案头的清玩和清供，没有人真的把这东西当学问看。如今酒局饭桌上但凡引用这些东西的，其实是没什么学问的人，毕竟在传统学人眼里，这些东西，上不了台盘。
而在更普遍意义上，国学就是国学班、女德班里的私货。最好的国学范本，就是弟子规。连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蒙学课本，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家诗、千字文都不算数。成千上万给孩子灌输弟子规的国学班，不仅背弃了中国学术的传统，连蒙学传统也不顾了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即便是在各个大学的国学研究院的场域里，所谓的国学，也更像是用来跟西学对抗的一种武器，用他们有些人的话来说，这是我们的学问，而不是他们的。
但奇怪的是，我们的国学家们，却又频繁地跟海外汉学抛媚眼。好像这些洋人，只要做了我们的学问，就成了我们的客卿了，可以算是我们以夏变夷的一种胜利。我们的国学家，对于海外汉学的专家，往往给予很高的待遇，大把地撒钱，但却从来不给任何一个海外汉学家以国学大师的称号，哪怕死了的，也照样吝啬得紧，连沙畹、伯希和也不能享有这样的“名誉”。
其实，研究的同样的东西，以成就论，既然中国人可以说成是大师，人家为何不能？单这点小事，就露出了所谓国学的民族主义的底裤。（作者：李成侠 甘肃日报 高级记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