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：断饷风波（上）

民国三十八年二月，酒泉的冬天冷得像要把时间冻住。

狄孟辉站在“酒泉组”驻地的院子里，看着屋檐下那一排冰凌。最长的有尺把长，在惨白的日光下泛着冷硬的光，像一柄柄倒悬的剑。他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霜，挂在眉毛、睫毛上，让他看起来像个白眉老人——虽然他今年才三十八岁。

“组长，柴房没柴了。”报务员小吴从屋里出来，裹着件破旧的军大衣，袖口露出发黑的棉絮，“最后一捆，昨晚烧完了。今天要是再弄不到柴，电台的蓄电池就充不了电，晚上没法发报。”

狄孟辉没说话，只是继续看着那些冰凌。他已经看了半个小时，像是在数它们有多少根，又像是在等哪一根会先掉下来，摔个粉碎。

“组长？”小吴又叫了一声。

“知道了。”狄孟辉终于转身，走进屋里。

屋里比外面好不了多少。窗户用木板钉死了，缝隙里塞着破布，但风还是能找到路钻进来，吹得墙上那张蒋委员长的画像哗哗作响。画像已经发黄，边角卷起，委员长的眼神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模糊，像是在怜悯，又像是在责备。

这是国防部二厅“酒泉组”的驻地，原先是雷神庙巷的一处民宅，去年五月租下的。三间正房，一间做办公室，一间做电台室，一间做宿舍。院子里有口水井，夏天时还算清澈，冬天就冻住了，得用开水浇才能化开冰取水。柴房在院角，原先是堆杂物的，现在空得能听见回音。

狄孟辉走进办公室。桌上摊着几份文件，最上面是一封电报，是三天前从南京国防部二厅发来的，只有八个字：“经费短缺，自行筹措。”

自行筹措。说得轻巧。酒泉组编制八人，每月经费预算是一千二百大洋，包括薪水、房租、伙食、交通、情报费、特别活动费。但从去年十月开始，经费就时断时续。十一月发了六百，十二月发了三百，今年一月发了一百五，二月到现在，一个大子儿都没见着。

组员们已经三个月没领全薪了。上个月，爆破手老陈的老婆从武威捎信来，说孩子病了，没钱抓药。老陈把配枪当了，换了三块大洋寄回去。译电员小孙把过冬的棉袄卖了，换了一袋面粉。行动队长赵大勇更绝，去城外打野兔子，被马家军的巡逻队撞见，当成土匪，差点给毙了，是狄孟辉拿着国防部的证件，去骑兵团要人，才捡回一条命。

可人要回来了，枪没了——被马家军扣了，说要“调查清楚”再还。调查了半个月，杳无音信。

“组长，兰州那边回电了。”小吴跟进来说，声音很低，“说他们也没钱，让咱们再等等。”

“等等，等到什么时候？”狄孟辉终于爆发了，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。搪瓷杯子在砖地上弹了几下，滚到墙角，没碎，但瘪了一块。“等到我们都饿死？冻死？还是等到共产党打过来，把我们一锅端了？！”

小吴不敢说话，低头站着。他才十九岁，去年刚从重庆的无线电学校毕业，怀着一腔热血报名来西北，以为能干一番事业。现在，热血凉了，只剩下透骨的寒。

狄孟辉喘着粗气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知道不该对小吴发火，这孩子没错。错的是这个世道，是这个烂到根子里的政权。抗战时那么难，经费也没断过。现在倒好，日本人打跑了，自己人打起来了，反倒没钱了。

没钱，谁给你卖命？

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弯腰捡起杯子，放回桌上。杯子瘪了，还能用，就像这个组，散了架，还得撑着。

“小吴，去把大家都叫来，开会。”

五分钟后，剩下的六个组员聚在办公室里。八个人，现在只剩七个——上个月，侦察员小王不告而别，留了张字条：“组长，对不住，家里老母病重，我得回去。枪和证件放在抽屉里了。”

狄孟辉没追。追回来又能怎样？枪毙他？人家是回去尽孝，有什么错？要错，也是这个时代的错。

“都坐吧。”狄孟辉指了指屋里仅有的几把椅子、板凳。组员们坐下，一个个缩着脖子，搓着手，呵着白气。屋里没生火，冷得像冰窖。

“情况大家都知道，我就不废话了。”狄孟辉开门见山，“经费断了，上面让咱们自行筹措。怎么筹措？大家说说想法。”

没人说话。只有此起彼伏的叹气声。

“要不……”赵大勇先开口，这个山东汉子性格直，嗓门大，“咱们去找马步芳？他不是有钱吗？咱们给他干活，他给钱。”

“给他干活？”译电员小孙冷笑，“干什么活？帮他走私？帮他欺压百姓？帮他打共产党？赵队长，咱们是国防部二厅的人，是中央的人，不是他马家军的狗！”

“中央？中央给咱们发饷了吗？”赵大勇瞪眼，“小孙，你是读书人，要脸。我不要脸，我要吃饭，要活命！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都等着我寄钱回去！再不发饷，我老婆就得带着孩子改嫁了！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好了！”狄孟辉拍桌子，两人闭嘴。他揉了揉太阳穴，头痛得像要裂开。“赵大勇说的，不是没道理。但咱们不能投靠马步芳，这是底线。咱们是军人，是特务，但首先是中国人。给地方军阀当狗，对不起身上这身皮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赵大勇闷声问。

狄孟辉沉默了很久。窗外传来风声，呜呜的，像鬼哭。他想起三天前，他去酒泉站——保密局设在酒泉的分站，想找站长马兆祥借点钱周转。马兆祥不在，副站长陈三泰接待的他。

“狄组长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是我们也没钱。”陈三泰给他泡了杯茶，茶叶是陈年的，一股霉味，“你知道，我们河西调查站编制三十六人，每月经费五千大洋。可从去年十一月起，上面就只发一半。上个月，一半的一半。这个月，到现在一分没见着。我们的人，也三个月没发全饷了。”

“那你们怎么过的？”狄孟辉问。

陈三泰笑了笑，笑容很苦：“能怎么过？各显神通呗。老马（马兆祥）把站里的吉普车卖了，换了二十袋面粉。我带着人，去戈壁滩上打黄羊，肉自己吃，皮子卖了换钱。还有……接点私活。”

“私活？什么私活？”

“帮商队押货，帮地方士绅‘解决问题’，甚至……”陈三泰压低声音，“卖情报。”

狄孟辉当时就愣了：“卖情报？卖给谁？”

“谁给钱，卖给谁。”陈三泰说得很坦然，“狄组长，你别这么看着我。咱们干这行的，情报就是商品。上面不给钱，咱们总得活。把一些不痛不痒的情报，卖给需要的人，换点柴米油盐，不丢人。反正这些情报，报上去也是石沉大海，不如换点实在的。”

狄孟辉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的：“陈副站长，你这是叛国。”

“叛国？”陈三泰笑了，笑得很冷，“狄组长，国是谁的国？是蒋委员长的国，还是四大家族的国？是前线将士的国，还是后方官僚的国？他们贪赃枉法，中饱私囊，把国库掏空了，让咱们在前线卖命的人饿死冻死，这就不叫叛国？”

狄孟辉无言以对。他默默喝完那杯霉茶，起身告辞。陈三泰送他到门口，拍拍他的肩：“狄组长，听我一句劝，这年头，别太较真。先活下去，才能谈别的。”

先活下去。

狄孟辉看着眼前这些组员，一张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，一双双或迷茫或绝望的眼睛。他们都是他带出来的兵，有的是军校同学，有的是老部下，有的是新招的年轻人。他把他们带到西北，带到这苦寒之地，承诺给他们前途，给国家立功。

可现在，他连饭都给他们吃不上了。

“我有个想法。”狄孟辉终于开口，声音很涩，“咱们也接私活。”

组员们面面相觑。

“什么私活？”

“情报，咱们有。”狄孟辉说，“马家军的动向，苏联在边境的活动，中共地下党的线索，玉门油矿的情况……这些情报，在有些人眼里，值钱。”

“卖给谁？”小孙问，声音在抖。

“商队。”狄孟辉说，“河西走廊南来北往的商队，需要知道哪里安全，哪里危险，哪条路有土匪，哪个关卡要打点。土匪，他们需要知道官兵的巡逻路线，运货车队的行程。甚至……外国探险队，他们需要知道哪些地方能去，哪些地方不能去，哪些文物能碰，哪些不能碰。”

“这是卖国！”小孙猛地站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“狄组长，咱们是国防部二厅的特工，不是情报贩子！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！”赵大勇也站起来，指着小孙的鼻子，“你清高，你不要钱！那你把棉袄赎回来啊！你把下个月的饭钱拿出来啊！你他妈站着说话不腰疼！”

“够了！”狄孟辉大吼。两人僵住，互相瞪着，像两头红了眼的牛。

“小孙，”狄孟辉看着这个年轻的译电员，他是组里学历最高的，北平大学数学系毕业，会破译密码，是个天才，“你说得对，这是卖国。但咱们不卖核心机密，不卖军事情报，只卖一些边角料。而且，卖来的钱，不是揣进个人腰包，是给大家发饷，吃饭，活下去。等上面经费下来了，咱们就停。行吗？”

小孙看着狄孟辉，眼圈红了。他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没说出来，颓然坐下，捂住了脸。

“同意的，举手。”狄孟辉说。

沉默。然后，赵大勇举起手。接着是老陈，爆破手，他需要钱给老婆孩子看病。接着是报务员小吴，他妹妹在老家等着钱交学费。接着是另外两个行动队员。

六只手。只有小孙没举。

“小孙，你呢？”狄孟辉问。

小孙抬起头，脸上有泪痕。他看着狄孟辉，看了很久，慢慢举起手，但举到一半，又放下了。

“组长，我……我做不到。”他声音哽咽，“我爹是教书先生，从小教我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学数学，学密码，是想报国，不是想卖国。你们要做，我不拦着，但我……我不能参加。”

他说完，起身，朝狄孟辉鞠了一躬，转身出去了。门在他身后关上，带进一股冷风。

屋里死一般寂静。

“组长，要不要……”赵大勇做了个手势，意思是灭口。

“闭嘴！”狄孟辉瞪了他一眼，“小孙是咱们的兄弟，不是敌人。他不干，是他的选择。咱们干，是咱们的选择。各走各路，但情分还在。”

他顿了顿，扫视剩下的人：“既然决定了，就得有计划。赵大勇，你带两个人，去城里转转，找那些大商号，摸摸底，看谁需要情报，愿意出什么价。老陈，你去黑市，找那些文物贩子、土匪的眼线，探探口风。记住，只谈生意，不露底细。小吴，你把最近三个月的情报整理一下，挑出那些不涉及核心机密的，做成‘商品清单’。我亲自去谈第一笔生意。”

“组长，咱们卖什么价？”小吴问。

狄孟辉想了想：“一条情报，十块大洋起步，看重要程度加价。但有三不卖：一不卖军事情报，二不卖中共地下党的具体线索，三不卖涉及国家安全的绝密。这是底线，谁碰，军法处置。”

“是！”

组员们领命而去。狄孟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墙上委员长的画像。画像上的委员长穿着戎装，目光坚毅，像是在说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。

革命？狄孟辉苦笑。革谁的命？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，要革掉最后那点尊严，那点操守。

他拿起桌上那封电报，“自行筹措”四个字像四把刀，扎在眼睛里。他想起去年七月，国防部二厅的厅长来西北视察，在兰州开会，说：“诸位都是党国的精英，西北的安危，系于诸位一身。经费、装备、人员，只要需要，部里全力支持。”

全力支持。支持到断饷，支持到让特务卖情报维生。

这就是党国。这就是他们效忠的政权。

狄孟辉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，卸下弹匣。子弹还有五发，黄澄澄的，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硬的光。他拿起一颗，在手里掂了掂，很轻，但又很重。

这颗子弹，本该射向敌人，射向共产党，射向苏联特务，射向一切危害国家的人。可现在，他得用它来换钱，换米，换活下去的机会。

他把子弹装回弹匣，咔哒一声，推弹上膛。然后把手枪插回枪套，起身，穿上大衣，戴上帽子。

该去谈生意了。在这乱世，在这即将崩溃的政权里，做最后一笔肮脏的交易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