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章：最后一报（上）

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中旬的酒泉，空气里飘着焚烧纸张的焦糊味，和一种更隐秘的、绝望的气息。

陈三泰站在河西调查站院子的中央，看着那口半人高的铁皮桶。桶里火舌卷动，吞噬着一页页泛黄的档案、一卷卷录音带、一叠叠照片。纸张在火焰中卷曲、变黑，最后化为轻盈的灰烬，被午后的热气流托起，在院子里盘旋，像一场黑色的雪。

“陈副站长，保密局的档案烧完了。”一个手下走过来，脸上被烟熏得漆黑，眼睛却异常明亮，那是即将解脱的亢奋，“接下来烧什么？”

“电码本，密码表，联络图。”陈三泰说，声音很平静，“凡是带字儿的，除了钱和金子，都烧。”

“是！”

手下转身跑去。陈三泰走到铁皮桶边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，封皮是深蓝色的，边角已经磨损。这是他的私人工作日志，从民国三十三年开始记，记录了他在军统——后来是保密局——这六年的点点滴滴：破获的案件，审讯的犯人，处决的“叛徒”，还有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。

他翻开最后一页。上面是三天前记的，字迹潦草：

“九月十二日。接重庆密电：所有人员转入地下，执行‘萤火虫计划’，长期潜伏。毛局长亲笔。”

“九月十三日。接兰州密电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命令，所有非战斗人员即日东撤，在武威集结。胡长官签字。”

“九月十四日。接酒泉警备司令部口头通知：马长官（马步芳）有令，各部就地自保，不得擅离。违者以逃兵论处。”

三条命令，三个上级，三个截然不同的指示。潜伏，撤退，自保。像三把指向不同方向的刀，架在每个特务的脖子上。

陈三泰笑了，笑得很冷。他把笔记本扔进火里。火焰瞬间吞噬了深蓝色的封皮，纸页在高温中蜷曲，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迹，那些名字、日期、地点——很多已经成了死人，很多即将成为死人。现在，它们都化成了灰。

六年。从重庆到兰州，再到酒泉。他以为能跟着党国这条大船，驶向光明的彼岸。现在船要沉了，船长们各自抱着救生圈跳海，却命令水手们“坚守岗位”“与船共存亡”。

去他妈的。

“陈副站长！”又一个手下跑进来，是译电员小孙，脸色惨白，“兰州……兰州总台信号，断了。”

陈三泰心里一沉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半个小时前。最后一次通联，总台说中共部队已经突破最后一道防线，正在向城区推进。然后……就再没声音了。”小孙声音发抖，“电台里全是杂音，还有……还有中共的广播，在喊话，让我们投降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陈三泰挥挥手，“你去吧。把电台砸了，零件分开扔，扔远点。”

“砸、砸了？”

“不砸留着给中共送功劳？”陈三泰盯着他，“快去！”

小孙跑了。陈三泰环视院子。河西调查站，这个去年才成立的、编制三十六人的单位，现在只剩下不到二十人。其他的，有的跑了，有的“失踪”了，有的……可能已经找好门路了。

他想起马兆祥。那个脸上有疤的站长，半个月前去了张掖，就再没回来。有传言说他被中共地下党杀了，有传言说他投共了，还有传言说他在山里拉起了队伍，要当土匪。陈三泰更相信最后一种——马兆祥那种人，不会轻易死，也不会轻易降。他会用他的方式，在这个乱世里活下去。

而他自己，陈三泰，该怎么办？

潜伏？拿什么潜伏？经费早就断了，手下人心涣散，在酒泉这地方，他一个外乡人，一张嘴就是湖南口音，能潜伏几天？中共的清查队不是吃素的，那些贫农会、妇女会，眼睛毒得很。

撤退？往哪撤？东边是中共的部队，西边是新疆，南边是青海马家军的地盘——马步芳现在自身难保，会收留他们这些保密局的“杂碎”？北边是戈壁，是外蒙古，去了就是死。

自保？怎么自保？手里就这十几个人，七八条枪，子弹还不满百发。中共一个排就能把他们碾碎。

三条路，都是死路。

除非……走第四条路。

“陈副站长。”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
陈三泰转身。是行动队长赵大勇，山东汉子，跟着他从兰州到酒泉，是他最得力的手下。此刻赵大勇表情复杂，欲言又止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弟兄们……让我来问问，”赵大勇压低声音，“咱们到底怎么办？是走是留，是打是降，您得给个准话。再拖下去，中共就打进城了。”

陈三泰看着赵大勇，又看看院子里那些假装忙碌、实则竖着耳朵听的手下。他知道，这些人心里都打着小算盘。有的想跑，有的想降，有的想顽抗到底，但没人敢先开口。他们在等他这个“副站长”做决定，然后，要么跟着他走，要么……拿他的人头当投名状。

“大勇，”陈三泰说，声音不高，但院子里每个人都听得见，“你去把大家都叫来。我有话说。”

很快，剩下的十八个人都聚在院子里。围成半圈，看着陈三泰，眼神里有期待，有恐惧，有不耐烦，也有隐藏的凶狠。

“弟兄们，”陈三泰开口，“情况大家都清楚。兰州丢了，中共的部队最迟后天就到酒泉。上面给了三条命令：潜伏，撤退，自保。但我说，这三条，都是死路。”

人群一阵骚动。

“潜伏？咱们这些人，在酒泉有根吗？有家吗？有能掩护的身份吗？没有。中共一来，挨家挨户清查，咱们一个都跑不掉。”

“撤退？往哪撤？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哪条路走得通？就算走得通，到了地方，谁收留咱们？保密局？国防部？他们自己都跑了！”

“自保？”陈三泰冷笑，“就凭咱们这十几个人，几杆枪，跟中共的千军万马自保？那是找死。”

“那您说怎么办？”一个年轻的特务问，声音带着哭腔，“总不能等死吧？”

“不等死。”陈三泰说，“但也不能送死。我的意思是——散伙。”

这个词像一块石头，扔进死水，激起波澜。

“散伙？”

“对，散伙。”陈三泰说，“想走的，现在就可以走。站里还有点经费，每人发二十块大洋，各自逃命去。想留下的，也可以留，但我把话说前头：留下，就是等中共来接收。是死是活，看各自的造化。”

院子里一片死寂。只有铁皮桶里火焰的噼啪声。

“陈副站长，”赵大勇声音发涩，“您……您要走？”

“我不走。”陈三泰摇头，“我留下，等中共来。但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是负责人，是‘特务头子’，落到中共手里，最好的结局是蹲大牢，最坏的……你们清楚。所以我不劝你们留下，也不劝你们走。各人凭各人的命。”

他顿了顿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黄澄澄的大洋，还有几根金条。“这是站里最后一点家当。大洋，每人二十块。金条，我留着，有用处。现在，要走的，过来领钱，然后滚蛋，永远别再让我看见。要留下的，站到右边。”

没人动。所有人都看着那包大洋，看着陈三泰，又互相看着。空气凝固了，像拉满的弓弦。

终于，一个年轻的特务走出来，低着头，不敢看陈三泰的眼睛：“陈副站长，我……我家里还有老母亲，在武威，我得回去……”

“拿钱，走。”陈三泰数出二十块大洋，递过去。

年轻特务接过钱，揣进怀里，转身就跑，像逃命的兔子。有了第一个，就有第二个，第三个……陆陆续续，有十一个人领了钱，走了。院子里只剩下七个人，包括赵大勇。

“你们不走？”陈三泰看着剩下的人。

“不走。”赵大勇说，“我跟了您三年，您到哪，我到哪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我也是！”

剩下的人纷纷表态。陈三泰看着这些追随他到最后的弟兄，眼圈有点热，但他忍住了。乱世，还有人不离不弃，是福气，也是负担。

“好。”他点头，“那咱们就留下。但留下，不是等死。赵大勇，你去办件事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去城南的‘刘记棺材铺’，找一个姓刘的老头。”陈三泰压低声音，“告诉他，河西调查站陈三泰，想和中共的人谈谈。条件……可以商量。”

赵大勇眼睛瞪圆了：“陈副站长，您是要……”

“投诚。”陈三泰吐出这两个字，很轻，但很清晰，“用咱们知道的情报，换条活路，换弟兄们一条活路。”

院子里一片寂静。剩下的人都看着陈三泰，眼神复杂。投诚，这个词他们想过，但不敢说。现在陈三泰说出来了，像是卸下了他们心里一块大石头，但同时也压上了另一块——中共会信吗？会接受吗？会……饶了他们这些手上沾血的特务吗？

“陈副站长，”一个老资格的特务犹豫道，“咱们这些人，可都干过不少事。中共那边，能放过咱们？”

“不试试怎么知道？”陈三泰说，“总比坐以待毙强。赵大勇，快去！”

“是！”赵大勇转身就跑。

陈三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口，然后对剩下的人说：“把该烧的都烧了，但留点东西——重要人物的名单，重要据点的位置，还有……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记录。这些，是咱们的筹码。”

“筹码？”

“对，筹码。”陈三泰说，“中共要接管酒泉，要稳定局面，需要知道这些。咱们给他们，就是立功。功越大，活命的机会越大。”

众人明白了，立刻分头去准备。陈三泰一个人走到铁皮桶边，看着里面的灰烬。火焰小了些，但还在燃烧，像这个政权最后的喘息。

他想起三天前，他去见酒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。那个湖南佬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地图，眼神空洞，像一具被抽走魂的躯壳。

“陈副站长，你也准备走吧？”汤祖坛问。

“走？往哪走？”

“哪都行，只要离开酒泉。”汤祖坛苦笑，“中共打过来，我这种带兵的，肯定是战犯。你这种特务，也好不到哪去。趁现在还能走，赶紧走吧。”

“汤参谋长不走？”

“我？”汤祖坛看着地图，很久才说，“我是军人，守土有责。城在人在，城破人亡。这是军人的本分。”

陈三泰当时想说，什么本分，都是屁话。蒋委员长都跑到台湾去了，还谈什么本分？但他没说出口。他看着汤祖坛，这个参加过淞沪会战、武汉会战的老兵，此刻像个等待死刑的囚犯，眼里只有认命。

现在想来，汤祖坛也许不是认命，是没得选。他手上血债太多，走不了，降不了，只能等死。而自己，陈三泰，手上虽然也有人命，但不多，而且大多是“内部清理”。也许，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
夕阳西下，院子里拉出长长的影子。赵大勇回来了，脸色凝重。

“怎么样？”陈三泰问。

“见到了。”赵大勇压低声音，“刘老头说，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，同意和您见面。时间：今晚十点。地点：城隍庙后街，刘记棺材铺后院。只准您一个人去。”

“好。”陈三泰点头，“你们留在这里，等我消息。如果我天亮前没回来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。”

“陈副站长！”众人急了。

“这是命令。”陈三泰拍拍赵大勇的肩，“替我照顾好弟兄们。”

他转身，走进屋里。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皮箱，打开，里面是两把手枪，四个弹匣，还有那几根金条。他拿起手枪，检查，上膛，又放下。去见中共的人，带枪没用，反而显得没诚意。

他最后拿起一根金条，在手里掂了掂。黄澄澄的，沉甸甸的，在这乱世，这是硬通货，是买路钱。但中共的人，会要这个吗？

他不知道。他把金条放回去，只从皮箱夹层里取出一张照片——是他和妻子、女儿的合影，摄于民国三十五年，在重庆。那时女儿才三岁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笑得像朵花。现在女儿六岁了，在湖南老家，跟着外婆。他已经两年没见了。

他看着照片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小心地放进贴身口袋。如果今晚回不来，这张照片会陪他走最后一程。

天完全黑了。酒泉城里，零星响起枪声，不知道是谁在打谁。远处有火光，不知道是哪家在烧东西。空气里的焦糊味更浓了，还混杂着一种说不清的、末世的味道。

陈三泰走出院子，走进黑暗的街道。没有月亮，只有几颗寒星，在夜空中瑟瑟发抖。他朝城隍庙方向走去，脚步很稳，但手心全是汗。

这条路，可能是生路，也可能是死路。但他必须走。

因为除此之外，无路可走。

城隍庙后街，刘记棺材铺。

陈三泰敲了敲门，三长两短。门开了条缝，刘老头那张满是褶子的脸露出来，浑浊的眼睛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，让开身。

陈三泰闪身进去。屋里很暗，只有柜台上一盏油灯，火苗如豆。空气里是木材和油漆混合的气味，还有更深处，一种若有若无的腐味——是死亡的味道。

“后院。”刘老头指了指后面。

陈三泰穿过店面，推开后门，是一个小院。院里堆着木料和半成品的棺材，在夜色中像一具具等待入殓的尸体。院子角落有张石桌，桌旁坐着一个人，背对着他，正在喝茶。

“陈副站长，请坐。”那人说，声音温和，带着点江浙口音。

陈三泰走过去，在对面坐下。油灯的光照在那人脸上，四十多岁，国字脸，戴眼镜，穿着半旧的长衫，像个教书先生。但陈三泰一眼就认出，这不是普通人——眼神太静，静得像深潭，看不见底。

“怎么称呼？”陈三泰问。

“姓王，王先生就行。”那人给他倒了杯茶，“陈副站长能来，说明是想通了。”

“想不通也得来。”陈三泰没碰茶杯，“王先生是中共的人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王先生笑了笑，“陈副站长不必紧张。今晚我们只谈事，不谈主义。你要活路，我们要稳定。各取所需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怎么个各取所需法？”

“你们河西调查站，手上掌握着酒泉——乃至整个河西——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全部资料：人员名单，据点位置，电台频率，密码本，还有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网络。”王先生慢慢说，“把这些交出来，就是大功一件。我可以保证，你和你的手下，生命安全。愿意回家的，发路费。愿意留下的，经过审查，可以安排工作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王先生点头，“当然，前提是你们真的配合，真的把知道的都交出来，而不是留一手，或者耍花样。”

陈三泰沉默。他盯着王先生，想从那张平静的脸上看出真假。但他看不出来。这个人太稳了，稳得不像是在谈判，像是在陈述一个既成事实。

“我怎么信你？”他最终问。

“你只能信我。”王先生说，“因为你别无选择。酒泉最迟后天解放，到时候，你们这些人，要么被俘，要么被打死。被俘的，我们会审讯。你猜，你的那些手下，有几个能扛得住审讯？会不会有人为了保命，把知道的全说了，还顺便把你做过的脏事都抖出来？”

陈三泰心里一寒。他知道，王先生说得对。他手下那些人，跟着他是为了活命，不是为了尽忠。真到了生死关头，什么兄弟情义，都是狗屁。

“我需要保证。”他说，“书面的保证。保证我和我的人，不会被清算，不会被报复。”

“可以。”王先生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推过来，“这是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签发的《起义投诚人员保证书》。上面有彭德怀司令员的印章。你看清楚了。”

陈三泰拿起纸。油灯光线下，纸上的字迹清晰可见。内容很简单：凡起义投诚之原国民党军政人员，只要放下武器，停止抵抗，交出武器及文件资料，并保证不再与人民为敌，即可保证其生命安全，并根据情节从宽处理。下面确实有彭德怀的签名，和一个鲜红的印章。

他的手有些抖。这份保证书，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。但在现在，真的假的有什么区别？他需要这样一个东西，来安抚手下，来说服自己。

“还有问题吗？”王先生问。

“有。”陈三泰放下保证书，“我们交出的情报，你们会怎么用？会不会……用来清洗？”

“清洗？”王先生笑了，笑得很冷，“陈副站长，你太小看我们了。我们要的是解放全中国，建立新政权，不是搞报复。情报是用来稳定局面的，不是用来杀人的。当然，那些血债累累、民愤极大的，必须惩处。但你和你的手下，据我所知，手上没有普通百姓的血。你们主要对付的是我们的人，还有国民党内部的人。这属于‘内部矛盾’，可以处理得宽一些。”

这话说得明白。陈三泰听懂了。他和手下，罪不至死，但也不可能完全没事。审查，改造，是免不了的。但至少，命能保住。

“好。”他最终说，“我答应。河西调查站掌握的所有资料，我交。但我有个条件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我手下有七个人，跟我到最后。他们必须都得到保证。”陈三泰说，“另外，我有家人在湖南，我希望你们能帮忙，把他们接到安全的地方。”

王先生想了想，点头：“可以。那七个人，只要配合，同样适用保证书。你的家人，我们会安排地下交通线，把他们接出来，送到解放区。但需要时间，现在仗还在打，交通不便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陈三泰站起身，“资料明天一早，我派人送到这里。但有些东西，我需要亲自向你们汇报——比如，国防部二厅在西北的潜伏计划，保密局‘萤火虫计划’的名单，还有……马步芳和苏联人的交易记录。”

王先生眼睛亮了：“你有这些？”

“有一部分。”陈三泰说，“马兆祥站长走之前，留了些东西给我。他说，万一……万一党国完了，这些东西，能换命。”

“马兆祥……”王先生沉吟，“他现在在哪？”

“不知道。可能在山里，可能在戈壁，也可能……已经死了。”陈三泰说，“但他留下的东西，我藏着。明天，一起交。”

“好。”王先生也站起身，伸出手，“陈副站长，欢迎你，站在人民一边。”

陈三泰握住那只手。很稳，很有力。他忽然想起六年前，在重庆加入军统时，也是这样握手，也是这样一句话：“欢迎你，为党国效力。”

六年，一个轮回。从效忠党国，到投靠人民。讽刺，但真实。

“我走了。”他松开手，“明天见。”

“明天见。”王先生点头，“小心点。城里很乱，马家军的散兵在抢劫，还有些顽固分子在搞破坏。”

陈三泰转身离开。走出棺材铺，走在漆黑的街道上，他感到一种奇异的轻松。像是背了很久的包袱，终于卸下了。虽然前路依然未知，但至少，不用再在三条死路上挣扎了。

他回到河西调查站。赵大勇等人还在等着，看见他回来，都围上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谈成了。”陈三泰把保证书拿出来，“中共的人给了这个。只要我们交出所有资料，配合他们接管，就能保命。”

众人传阅保证书，一个个表情复杂。有松了口气的，有将信将疑的，还有眼神闪烁的。

“陈副站长，这能信吗？”一个老特务问。

“信不信，都得信。”陈三泰说，“这是咱们唯一的活路。明天一早，把所有资料——名单、地图、密码、交易记录——整理好，装箱。我亲自送去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别出去，别惹事。中共的部队一进城，咱们就举白旗，交枪，配合。”

“那咱们……就算起义了？”

“算投诚。”陈三泰纠正，“起义是主动的，咱们这是被逼的。但结果一样，能活命。”

众人不再说话。陈三泰知道，他们心里还有疙瘩，但没关系，等中共进了城，看到那些被公审枪毙的恶霸、贪官、战犯，他们就会庆幸，自己选了这条路。

“都去休息吧。”他说，“养足精神，明天……是新的一天。”

众人散了。陈三泰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看着那口已经熄灭的铁皮桶。灰烬冷了，在夜风中轻轻扬起，又落下。

他想起那些烧掉的档案，那些死去的人，那些肮脏的交易。六年特务生涯，像一场噩梦。现在，梦要醒了。虽然醒来的世界未必美好，但至少，是真实的。

远处传来爆炸声，不知道是哪里的军火库被炸了。火光映红半边天，把酒泉城照得忽明忽暗，像一座正在燃烧的坟墓。

而在这坟墓里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正在寻找出口。有的找到了，有的还在挣扎，有的已经放弃。

陈三泰站起身，走进屋里。他从怀里掏出那张全家福，放在桌上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躺下，闭上眼睛。

明天，一切都会结束。或者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