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八章：额济纳迷局（上）
戈壁滩的夜风像无数把钝刀子，贴着地皮刮过来，卷起的沙砾打在脸上生疼。周国良趴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里，脸埋在冰冷的沙土中，拼命压制着喘气声。他的左腿膝盖以下已经失去知觉，是三个小时前从马背上摔下来时扭的，也可能是骨折了——他不敢细想。右肩湿漉漉的，不是汗，是血，子弹擦过去的灼痛现在变成了麻木的钝痛。
一百米外，几点手电光在戈壁上晃动，像飘忽的鬼火。蒙古语的低喝声随风传来，短促，凶狠。他们在搜。搜他这个“中国间谍”。
周国良慢慢抬起头，从河床边缘的芨芨草丛缝隙往外看。至少五个人，穿着蒙古袍，但动作专业，呈扇形散开，交替掩护前进。蒙古人民军内务部（MGB）的特工，他在额济纳旗这半年打过几次交道，认得他们的手法。这些人不是边境巡逻队，是专门来抓他的。
为什么？他不过是个国防部二厅驻额济纳旗的专员，名义上负责“联络蒙旗事务，搜集边情”，实际就是监视塔旺扎布王爷和苏联的勾连，顺便看看外蒙古有没有南下的迹象。他这半年发回酒泉的报告，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：王爷又收了苏联多少礼物，边境贸易站多了几辆卡车，蒙古边防军换了什么新装备。上面从来不当回事，经费克扣，人员削减，他手下就剩一个副手周世昌，还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。
可三天前，他偶然截获了一条情报——不是从王爷府，不是从贸易站，是从戈壁滩上一个牧羊人那里买的。牧羊人说，半个月前，他在中蒙边境线北边二十里的地方放羊，看见一队苏联卡车，至少二十辆，用帆布盖得严严实实，在蒙古边防军护送下往东去了。车辙很深，沙地上压出很深的印子，不像普通物资。
周国良给了牧羊人五块大洋，让他带路去看。在边境线附近一个干涸的盐湖边上，他找到了车辙印，还有几个被匆忙掩埋的空油桶。油桶上的标识被刮掉了，但他认得那种型号——苏联T-34坦克的专用润滑油桶。
苏联坦克部队，在中蒙边境集结？往东去，是往满洲里方向，还是……往南，对着额济纳旗？
他不敢耽搁，连夜用密码写了报告，让周世昌第二天一早去邮局，用电报发回酒泉。可报告发出去不到二十四小时，蒙古特工就找上门了。不是边境摩擦，是直接潜入额济纳旗，在他的住处外面设伏。要不是他那天晚上恰好去王爷府“拜访”塔旺扎布，喝多了在客房睡下，现在已经是具尸体了。
王爷府的人偷偷报信，他连行李都没拿，骑上马就往南跑。蒙古人追了上来，在戈壁滩上追了两天两夜。他的马昨天累死了，他徒步跑了大半天，直到刚才摔进这条河床。
手电光越来越近。周国良屏住呼吸，手摸向腰间——枪还在，勃朗宁M1910，但只剩三发子弹。三发对五个，还是在开阔的戈壁滩上，毫无胜算。
他慢慢往后缩，缩进河床更深的阴影里。河床是东西向的，往东是回额济纳旗的方向，往西……往西是酒泉，四百多里戈壁滩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腿还伤了，走不到。
但他必须走。留下来是死，被抓住也是死——蒙古人不会留活口，苏联人更不会。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。
手电光在河床上方扫过，几次差点照到他。他听见靴子踩在砂石上的声音，很近，就在头顶。一个特工用蒙语说了句什么，另一个人回答，声音年轻，但冰冷：“他跑不远，腿伤了。分头找，天亮前必须找到。”
脚步声分散开。周国良等了足足十分钟，等到周围重新安静下来，只剩下风声。他咬着牙，用还能动的右腿和双手，一点一点往西爬。每动一下，左腿就传来钻心的痛，肩膀的伤口又开始渗血。但他不敢停，爬，一直爬，爬出河床，爬进更深的黑暗。
天快亮时，他爬到一片红柳丛里。这里地势稍高，能看见东方的天际泛出鱼肚白。他瘫倒在沙地上，喘着粗气，喉咙干得像要冒火。水壶在逃跑时丢了，食物也没有。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尝到血腥味。
不能睡。睡过去就醒不来了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撕下一截衬衣下摆，把肩膀的伤口重新包扎，虽然知道没什么用，血已经浸透了里外三层衣服。左腿肿得老高，膝盖以下呈不自然的弯曲，肯定是骨折了。
他从怀里掏出指南针——还好，这个没丢。确认了方向，西南，酒泉。四百多里，靠一条腿爬，要爬多久？十天？二十天？他撑不到。
但必须撑。他要活着回酒泉，要问清楚，为什么他刚发出报告，蒙古人就知道了？是密码被破了？还是……有人报信？
周世昌。他脑子里闪过副手那张年轻、总是带着谦恭笑容的脸。是他发的电报，只有他知道报告内容。可周世昌跟了他半年，勤快，听话，背景也干净，兰州人，家里是开药铺的，被国防部二厅招募，自愿来边疆锻炼。这样的人，会出卖他？
也许不是周世昌。也许是邮局的报务员，也许是酒泉那边译电的人，也许是……上面的人。他想起这半年来，酒泉方面对他越来越冷淡，经费一拖再拖，上次申请补充药品和电池，回复是“自行筹措”。上面是不是已经放弃额济纳旗这个点了？是不是觉得他周国良没用了，索性借蒙古人的手除掉？
不，不至于。他虽然没什么大功，但也没犯错。国防部二厅再腐败，也不至于对自己人下这种手。
那是为什么？
太阳升起来了，戈壁滩的气温开始上升。周国良感到头晕，是失血和脱水的症状。他扯了几根红柳的嫩枝，放在嘴里嚼，苦涩的汁液勉强湿润了喉咙。然后他折了根粗点的红柳枝当拐杖，用撕成布条的衬衣把左腿和拐杖绑在一起，做成简易的夹板。
站起来的那一刻，他差点晕过去。左腿完全不能受力，一碰就痛得眼前发黑。他靠右腿和拐杖，一点点往前挪。速度慢得像蜗牛，每走一步都是煎熬。
中午，太阳最毒的时候，他看见远处有东西在反光。是海市蜃楼？还是……他眯起眼，用手挡住阳光。不是幻象，是真有东西——一辆废弃的卡车，半边埋在沙里，看样式是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吉斯-5，不知道抛锚在这里多少年了。
有车就可能有人留下的东西。周国良燃起一丝希望，拼命朝卡车方向挪去。
三百米，他挪了将近一个小时。到卡车边时，他已经虚脱，靠着轮胎滑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驾驶室的门开着，里面空荡荡，座椅的海绵都被掏光了。他爬进去，翻找每一个角落。在副驾驶座位下的缝隙里，他摸到一个铁皮盒子。
打开，里面是半盒已经板结的压缩饼干，还有一小瓶东西——是医用酒精，居然没挥发完！周国良如获至宝，先灌了一小口酒精，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，但带来了片刻的清醒。他撕下饼干的一角，含在嘴里，等它慢慢软化，再咽下去。
有了这点能量，他感觉好了一些。继续翻找，在驾驶室后壁的夹层里，他找到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钳子，还有——半张地图。地图是手绘的，标注着附近的水源点和废弃烽火台，其中一个烽火台的位置，离这里只有不到十里。
十里。如果是好腿，两个小时就能走到。他现在这个状态，可能要走到天黑。但烽火台意味着可能有遮阴，可能有过路人留下的东西，甚至可能有水——戈壁上的烽火台，有些下面有储水窖。
他看了看指南针，确认了烽火台的方向，收起地图、钳子、剩下的饼干和酒精，重新上路。
这一次，有了目标，脚步似乎轻快了些。虽然每走一步还是痛，但他心里有了盼头。只要到了烽火台，就能活。只要活着回到酒泉，就能弄清楚，是谁要他的命。
太阳西斜时，他看见了那个烽火台。土坯垒的，已经坍塌了一半，像个垂死的巨人跪在戈壁上。他几乎是爬着过去的，摔进烽火台的阴影里，再也动不了。
休息了很久，他撑起身，检查烽火台内部。地上有烧过的灰烬，是最近有人留下的。墙角堆着些干草，可能是过路人铺的床。他在干草堆里翻找，找到半个馕，硬得像石头，但还能吃。最让他惊喜的是，在烽火台坍塌的那面墙下，有个陶罐，里面还有小半罐水！虽然浑浊，有股土腥味，但这是水，救命的的水！
他小心地喝了几口，把剩下的装进水壶——那是在卡车驾驶室找到的，一个军用水壶，虽然锈了，但还能用。吃了点馕，他感觉恢复了些力气。天快黑了，戈壁的夜晚会非常冷，他必须生火。
用钳子和捡来的石块碰出火花，点燃干草，再添上红柳枝。火生起来了，温暖驱散了寒意。周国良靠在墙上，看着跳动的火焰，第一次有了活下来的实感。
但危险还没过去。蒙古人可能还在搜捕，也可能在前面设卡。他离酒泉还有三百多里，靠这条腿，要走多少天？路上会不会遇到马家军的散兵、土匪、或者……自己人？
他想起了周世昌。那个年轻人现在在哪儿？在额济纳旗的住处等他？还是已经回了酒泉？如果回了酒泉，会怎么报告他的“失踪”？是说他叛逃了，还是说被杀了？
如果上面相信他叛逃，那他就算回到酒泉，也是自投罗网。国防部二厅对待“叛徒”，手段比蒙古人狠多了。
火光照在脸上，忽明忽暗。周国良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，不只是身体的，是心的累。这半年在额济纳旗，他像个孤魂野鬼，在各方势力的夹缝里求存。王爷府的人防着他，苏联人盯着他，蒙古人恨着他，连自己人也不待见他。他图什么？为了那个已经烂到根子的党国？为了每个月那点被克扣的薪水？还是为了心里那点可笑的“责任”？
他想起离京前，上司拍着他的肩说：“国良啊，额济纳旗是西北门户，你去，就是党国在那儿的眼睛。眼睛要亮，要看得远，看得清。”
他现在看清了。看清了党国的腐朽，看清了盟友的虚伪，看清了人心的叵测。可看清了又能怎样？他还是困在这戈壁滩上，断了一条腿，被自己人和敌人一起追杀，像条丧家之犬。
火堆里，一块木炭爆开，火星溅到他手上，烫得他一哆嗦。他收回手，看着手背上那个红点，突然笑了，笑得很苦。
眼睛要亮。可他宁愿自己瞎了，看不见这些肮脏，看不见这结局。
夜风吹过烽火台，发出呜咽的声音，像无数亡魂在哭。周国良裹紧衣服，往火堆边靠了靠，闭上眼睛。
先活过今晚。明天的事，明天再说。
第五天下午，周国良看见了酒泉城的城墙。
这五天是他一生中最漫长、最痛苦的五天。腿上的伤恶化了，开始流脓，高烧时退时起。有两次他差点晕倒在戈壁滩上，是求生的本能让他撑了下来。食物早就吃光了，水也只剩最后几口，他是靠嚼骆驼刺、喝自己的尿活下来的。
但现在，他到了。酒泉城灰黄色的城墙在午后的阳光下矗立着，城楼上青天白日旗有气无力地垂着。城门开着，行人车马进进出出，看起来和往常没什么不同。
周国良拄着那根已经磨得发亮的红柳拐杖，一瘸一拐地朝城门走去。他的样子把守城的士兵吓了一跳——衣服破烂，浑身是血和泥土，脸被晒得脱皮，嘴唇干裂出血，像个刚从坟里爬出来的鬼。
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士兵端枪指着他。
“国防部二厅，额济纳旗专员，周国良。”周国良声音沙哑，从怀里掏出证件——幸好这个没丢。证件也脏得不成样子，但印章还能看清。
士兵接过证件，狐疑地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证件上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周国良穿着笔挺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整齐，眼神锐利。眼前这个人，除了轮廓还有点像，其他完全对不上。
“等着。”士兵拿着证件跑进城楼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军官跟着出来，是城防司令部的一个中尉，姓刘，周国良见过几次。
“周专员？”刘中尉也吓了一跳，“你……你怎么弄成这样？”
“说来话长。”周国良喘着气，“我要见马站长，河西调查站的马兆祥站长。有紧急军情。”
“马站长？”刘中尉神色有些古怪，“周专员，你先去治伤吧，你看你这……”
“我要先见马站长！”周国良提高声音，但牵动了伤口，疼得他弯下腰。
刘中尉赶紧扶住他：“好好好，我带你去。但周专员，有件事得先告诉你……”
“什么事？”
刘中尉欲言又止，最后摇摇头：“算了，你自己去看吧。跟我来。”
周国良被扶着走进城门。街道上的人看见他，都远远避开，指指点点。他不在乎，他现在只想见到马兆祥，把额济纳旗的情况报告上去，然后问清楚，到底是谁出卖了他。
河西调查站在城西，原先是个商人的宅子。到了门口，刘中尉对哨兵说了几句，哨兵进去通报。很快，一个人走了出来——但不是马兆祥，是陈三泰，河西调查站的副站长。
“周专员？”陈三泰看见周国良，也吃了一惊，但眼神里的惊讶很快变成了某种复杂的东西，像是警惕，又像是……怜悯？“你这是……”
“陈副站长，我要见马站长。”周国良说。
陈三泰沉默了一下，侧身：“先进来吧。你的伤得处理。”
周国良被扶进院子。院子里的调查站职员看见他，都停下手中的事，表情各异。周国良注意到，很多人眼神躲闪，不敢和他对视。
不对劲。很不对劲。
他被带到一间厢房，陈三泰叫来卫生员给他清洗伤口，包扎。腿上的伤很严重，已经感染，卫生员说必须马上送医院，否则可能要截肢。
“我先见马站长。”周国良坚持。
陈三泰叹了口气：“周专员，马站长……不在。”
“去哪了？”
“出差了，去张掖，处理点事。”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说不准。”陈三泰顿了顿，“周专员，你这伤是怎么弄的？额济纳旗出事了？”
周国良盯着陈三泰。这个湖南籍的副站长，平时总是笑眯眯的，但眼睛里没什么温度。他在军统系统十几年，是毛人凤的亲信，和马兆祥一直不对付。这些，周国良都知道。
“蒙古人追杀我。”周国良决定说实话，但保留关键部分，“我截获了重要情报，关于苏联坦克部队在边境集结。报告发回酒泉后，蒙古特工就来灭口。我逃了五天，才跑回来。”
“苏联坦克部队？”陈三泰皱眉，“情报呢？”
“在我脑子里。我要当面向马站长报告。”
陈三泰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点点头：“好，那你先休息。马站长回来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不过周专员，”他话锋一转，“有件事，我得告诉你。在你‘失踪’的这几天，额济纳旗那边有消息传来，说你可能……被苏联策反了。”
周国良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。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：“什么？”
“额济纳旗的王爷府，向酒泉警备司令部发了照会，说你私自越境进入外蒙古，与苏联特工接触，被蒙古边防军发现后潜逃。”陈三泰说得很平静，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，“还有，你的副手周世昌，昨天回到了酒泉，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他说他亲眼看见你和苏联人在边境会面，还交给你一包东西。”
“放屁！”周国良猛地站起来，但腿一软，又跌坐回去，痛得他眼前发黑，“周世昌在哪？我要见他！当面对质！”
“他不在这里。”陈三泰说，“他在警备司令部，接受调查。周专员，你也别激动。这事还没定论，只是……有些疑点。你好好养伤，等马站长回来，一切都会查清楚的。”
疑点。周国良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，瞬间传遍全身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刚才那些职员眼神躲闪，为什么刘中尉欲言又止，为什么陈三泰的态度这么古怪。
他们怀疑他。怀疑他叛变了。
而这一切，是周世昌的证词，是王爷府的照会。一个是他最信任的副手，一个是他在额济纳旗必须打交道的“地头蛇”。两边的证词，足以让他百口莫辩。
“陈副站长，”周国良努力让自己冷静，“我要见周世昌。现在就要见。”
“这恐怕不行。”陈三泰摇头，“警备司令部正在审他，闲人免进。周专员，你还是先养伤吧。我已经安排人送你去医院，你的腿不能再拖了。”
他说完，转身要走。
“等等！”周国良叫住他，“我的报告，周世昌发回的那份报告，酒泉收到了吗？”
陈三泰停住脚步，没回头：“什么报告？我没看见。也许马站长收到了，但他现在不在。等他回来，你问他吧。”
他走了。门关上，屋里只剩下周国良一个人，和那个正在收拾药箱的卫生员。
“长官，车安排好了，送你去医院。”卫生员小声说。
周国良没动。他坐在那里，看着自己缠满绷带的腿，看着地上血迹斑斑的纱布，突然笑了起来，开始是小声的笑，后来变成了大笑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！（未完待续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