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一章：起义前夜
民国三十八年九月，酒泉的秋雨下得人心惶惶。
汤祖坛站在河西警备司令部二楼的窗前，看着院子里那面被雨打湿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。旗在雨中耷拉着，像一块破布，全无往日的威风。旗杆下的哨兵裹着雨衣，枪横在肩上，低着头避雨，连站岗的姿势都透着一股颓丧。
“参谋长，人都到齐了。”
汤祖坛转过身。说话的是他的副官李剑秋，黄埔十三期，跟了他七年，是他最信任的人。
“在哪儿？”
“地下会议室。都换了便装，从后门进来的。”
汤祖坛点点头，整理了一下军装。他是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，军衔少将，四十五岁，湖南湘潭人。抗战时参加过淞沪会战、武汉会战，负过三次伤，胸口至今还留着一块弹片。去年调到酒泉，名义上是辅佐司令官李铁军，实际上，李铁军早就称病去了兰州，把整个河西防务扔给了他。
三个月前，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占兰州，马步芳的主力溃败，残部退往青海。西北战局急转直下。彭德怀的部队分两路西进：一路由王震率领，沿兰新公路直扑河西走廊；一路由许光达率领，从陇东迂回包抄。酒泉，成了夹在钳子里的核桃。
“走。”汤祖坛披上大衣。
两人下楼，穿过空荡荡的走廊。墙上还挂着“剿匪戡乱”“精诚团结”的标语，但纸边已经卷起，墨迹被潮气洇得模糊。走廊尽头有个不起眼的储藏室，打开门，里面堆着破桌椅。李剑秋搬开两个木箱，露出地板上一块活板门。掀开，下面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阶。
汤祖坛率先下去。地下室很小，原先是放档案的，现在搬空了，中间摆着一张旧方桌，桌上一盏煤油灯，灯焰在潮湿的空气里摇曳。桌旁坐着四个人。
第一个是河西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周继元，五十二岁，保定军校出身，是汤祖坛的老学长。第二个是司令部作战处长刘振武，三十八岁，黄埔十四期，汤祖坛的学弟。第三个是第九十一军一八三师师长王敬之，四十三岁，汤祖坛在武汉会战时的老部下。第四个……
汤祖坛的目光停在第四个人脸上。谍报队副队长赵大勇，三十三岁，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特工，今年初调到河西警备司令部谍报队。这个人，汤祖坛一直看不透。
“都到了，坐吧。”汤祖坛在桌首坐下。
五个人围着方桌，煤油灯的光只能照亮一小圈，每个人的脸都在明暗交界处半隐半现。雨声从地面的通气孔传来，沙沙的，像无数细碎的脚步声。
“我先说形势。”汤祖坛开门见山，“兰州丢了，马步芳垮了。解放军王震兵团已过永登，许光达兵团逼近武威。酒泉，最多还能守十天。”
桌上一片死寂。只有灯焰噼啪作响。
“守？怎么守？”周继元先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九十一军名义上三个师，实际兵力不到八千人，装备是抗战剩下来的，弹药只够打三天。马步芳残部退到青海，不会来救我们。胡长官（胡宗南）在四川自顾不暇，兰州一丢，西北大局已定。”
“周副参谋长的意思是……”刘振武试探着问。
“我的意思是，守是死路，不守也是死路。”周继元盯着煤油灯，“但死，有不同死法。为蒋家王朝殉葬，值不值？”
这话太直白，桌上的气氛更凝重了。
汤祖坛环视众人：“今天叫大家来，就是要商量这个事。酒泉两万官兵，十多万百姓，何去何从？我汤某人不才，但要对得起跟着我的弟兄，对得起酒泉的父老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向赵大勇：“赵副队长，你怎么看？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赵大勇身上。这个谍报队副队长平时沉默寡言，但做事干练，在队里威信很高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身份神秘——有人传他是中共地下党，有人传他是马步芳的眼线，还有人传他是保密局的双面特工。
赵大勇抬起头，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跳动，看不清表情：“参谋长，我有一事相告。”
“说。”
“昨天，谍报队收到一封绝密电报。”赵大勇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推到桌子中央，“发自重庆，毛人凤局长亲签。”
汤祖坛拿起纸。是一封译电稿，上面只有六个字：“肃清内部，待命。”
肃清内部。简简单单四个字，却像四把冰锥，扎进人心里。
“什么时候收到的？”汤祖坛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手指在发抖。
“昨晚十一点。电讯科值班员小钱译的，按规矩，绝密电报直送队长和我。队长看完，让我存档，然后就出去了，到现在没回来。”
“队长去哪了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赵大勇说，“但他走的时候，脸色很不好。”
汤祖坛放下电报纸，看着那六个字在灯下泛着惨白的光。肃清内部。肃清谁？怎么肃清？待命，等什么命令？
他想起三天前，他去兰州参加军事会议——说是会议，实际上是逃难前的混乱。各路军官都在找门路，有人想跑，有人想降，有人还在喊“与城共存亡”。会上，他见到一个人——中共地下党的特使，代号“老杨”，是他黄埔四期的同学，抗战时一起打过鬼子，后来分道扬镳。
“老汤，回头吧。”老杨在厕所里堵住他，声音很低，“蒋家王朝完了，别再给陪葬了。彭总（彭德怀）让我带话：只要起义，既往不咎，部队整编，官兵各得其所。”
“彭总真这么说？”
“千真万确。”老杨说，“酒泉是西北门户，你们起义，能减少多少伤亡？能保全多少家庭？老汤，你不是糊涂人，该知道怎么做。”
他当时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只说：“给我时间。”
现在，时间不多了。而毛人凤的“肃清内部”电报，像一把刀，已经架在脖子上。
“诸位，”汤祖坛抬起头，“都说说吧。这‘肃清内部’，指的是什么？”
桌上一片沉默。煤油灯的光在每个人脸上摇曳，像鬼影。
周继元先开口：“还能指什么？肃清动摇分子，肃清通共分子。说白了，就是让我们自己人杀自己人，先清洗一遍，再决定守还是撤。”
“清洗谁？”刘振武问，“谁是动摇分子？谁是通共分子？”
“你说呢？”周继元冷笑，“刘处长，上周你在军官餐厅说的那些话，别以为没人听见。”
刘振武脸色变了：“我说什么了？”
“你说，‘这仗打不赢了，早点想出路吧。’这话，是不是你说的？”
“我……”刘振武语塞。
王敬之打圆场：“好了好了，这时候了还内讧？当务之急，是弄清楚重庆那边的意图。‘肃清内部’，具体指哪些人？怎么肃清？‘待命’，是等起义的命令，还是等死守的命令？”
“等死守的命令？”周继元嗤笑，“王师长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重庆自己都保不住了，还管我们死活？这‘肃清内部’，不是让我们守城，是让我们……自相残杀，给共产党制造混乱，给重庆那边争取逃跑时间。”
这话像一盆冰水，浇在每个人头上。
汤祖坛的手按在电报纸上，指节发白。他知道，周继元说的很可能是真的。国军溃败之际，这种事太多了——命令部队死守，实则是让他们当炮灰，给高层逃跑争取时间。或者命令“肃清内部”，实则是清除异己，防止有人投降共产党。
“参谋长，”赵大勇突然开口，“谍报队队长今天上午去了马家军骑兵团。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他。
“他去干什么？”汤祖坛问。
“不知道。但谍报队今天接到命令：全体待命，枪弹上膛，随时准备行动。”赵大勇顿了顿，“队长还调走了十个人，说是执行特别任务。”
“特别任务？什么任务？”
“不清楚。但那十个人，都是队里最忠心的，也是……手段最狠的。”
地下室里一片死寂。雨声从通气孔传来，更大更急了。
汤祖坛感到后背发凉。谍报队队长调走心腹，去向不明。“肃清内部”的电报。这一切，都指向一件事——一场清洗，一场针对“动摇分子”的清洗。
而他汤祖坛，很可能就是第一个目标。
“赵副队长，”他盯着赵大勇，“你觉得，队长会去哪儿？会做什么？”
赵大勇沉默了很久。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跳动，看不清眼神。
“参谋长，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很低，“队长可能已经……不在酒泉了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昨天下午，有人看见他带着那十个人，骑马出了西门。方向……青海。”
青海。
马步芳的地盘。
汤祖坛脑子里嗡的一声。他明白了。谍报队队长不是去执行“肃清内部”的任务，而是……跑了。带着心腹跑了，去青海，去找马步芳的残部。
而他自己，被扔下了。扔在这座即将被解放军攻破的孤城里。
“妈的！”王敬之一拳砸在桌上，煤油灯差点震翻，“他跑了？把我们扔在这儿等死？”
“恐怕是的。”赵大勇说，“而且……他走之前，可能已经把我们‘卖’了。”
“卖？卖给谁？”
赵大勇从怀里又掏出一张纸：“这是队长办公室垃圾桶里找到的。烧了一半，但还能看出些内容。”
汤祖坛接过。是一张烧残的电报稿，发报人是“河西警备司令部谍报队”，收报人是“重庆保密局”，内容是：“……已查明汤祖坛等五人通共……拟采取行动……请求指示……”
后面烧掉了。但意思已经很清楚。
“五人……”周继元喃喃道，“刚好，我们五个……”
没错。在座的五个人：汤祖坛、周继元、刘振武、王敬之、赵大勇。正是谍报队队长向重庆举报的“通共分子”。
“他妈的！”刘振武跳起来，脸色惨白，“这是要我们死啊！”
汤祖坛反而冷静下来。他坐下，把两张电报纸并排放在桌上。一张是毛人凤的“肃清内部”，一张是队长举报的残片。两张纸，两条路，都指向同一个结局——死。
除非，他走第三条路。
“诸位，”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“事情已经清楚了。有人要我们死。要么死在共产党枪下，要么死在自己人手里。你们说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“还能怎么办？”王敬之咬牙，“横竖是死，不如……”
他没说完，但意思大家都懂。
“起义？”刘振武声音发抖，“可……可共产党的政策，真能信吗？”
“不信又能怎样？”周继元说，“老蒋信了一辈子美国，美国救他了吗？毛人凤信了一辈子特务，特务能救酒泉吗？现在是死局，唯一的活路，就是倒戈。”
所有人都看向汤祖坛。他是参谋长，是主心骨。他要决定，这两万官兵，是战，是降，是跑，还是……起义。
汤祖坛站起来，走到墙边。墙上有一张巨大的西北军事地图，从陕西到新疆，从青海到蒙古。地图上，红色的箭头已经插满了河西走廊，像一把把利剑，指向酒泉。
他想起很多事。想起抗战时，和弟兄们一起打鬼子，那时虽然苦，虽然险，但心里有股气，觉得是在保家卫国。想起抗战胜利时，全城欢腾，以为终于太平了。想起内战爆发，他奉命北上，打自己人，打曾经一起抗日的兄弟。
现在，要走到尽头了。
他转过身，看着桌上那盏煤油灯。灯焰在跳动，像不灭的魂。
“我决定了。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进木头里的钉子，“起义。”
地下室里一片寂静。只有雨声，哗哗的，像在为这个决定鼓掌，或者，哭泣。
“李副官，”汤祖坛说，“你记一下。”
李剑秋拿出笔和本子。
“第一，今夜十二点，全城戒严。所有城门关闭，只许进，不许出。”
“第二，逮捕谍报队队长余党，控制电台、密码本。”
“第三，通知各部队主官，明日上午九点，司令部开会。不来者，以叛逃论处。”
“第四，”他顿了顿，“联系解放军代表，就说……河西警备司令部，愿意起义。”
李剑秋飞快地记着，手有些抖。
“赵副队长，”汤祖坛看向赵大勇，“你去办第二件事。带人，把谍报队控制住。凡有反抗者，就地枪决。”
赵大勇站起身，敬礼：“是！”
“等等。”汤祖坛叫住他，“你……到底是谁的人？”
赵大勇看着他，煤油灯的光在眼睛里跳动。良久，他低声说：“参谋长，我是中国人。”
说完，他转身，走上台阶，推开活板门，消失了。
汤祖坛站在那里，很久没动。
窗外，雨下得更大了。（未完待续）
